「群眾」運動經驗的反思

1990年代中期，正處於國民黨一黨獨大時代，民進黨開始吸納社運資源、走向選舉路線，當時部分左派人士結合環保、勞工社運工作者、民進黨基層黨工與左翼進步學生，批判新潮流系帶領的路線，並於1993年成立「群眾」雜誌社，希望發展出左翼政治勢力，在當時評估民進黨員數不多情況下，決定先在民進黨內發展政治實力，等實力壯大後，再發展出左派政黨。

「群眾」當時主導反核四、反淡水河污染抗爭議題，並且在台北縣市替民進黨內的新生勢力助選，在海外流亡的獨派左翼人士張金策回台之後，群眾決議推派張金策參加1994年底的省議員台北縣選區選舉，群眾各成員先在北縣各地加入民進黨，由於當時民進黨基層組織薄弱，知識青年的投靠因此備受歡迎，「群眾」當時在中永和、三重、蘆洲、新莊、五股、貢寮助選頗有進展，也取得部分縣議員、市代表認同。

此外，張金策也憑藉他早年在獨派人士的關係爭取資源，並且利用二手設備，讓「群眾之聲」電台得以成立，讓學運、環保、勞工運動者增加宣傳管道，致力宣傳左派思潮，在當時地下電台風潮中，唯一具有左獨色彩的電台，透過電台讓中下階層民眾，在Call-in風潮盛行下，地下電台讓計程車司機、流動攤販、小店家有發表政治意見的機會，當時群眾的專職工作者多達四十人，半職者更多，組織迅速擴張。

1994年7月底深夜，群眾之聲被新聞局動員警力抄台，電台斷訊，張金策因保護機具被打傷，群眾之聲決定反擊，8月1日透過電台動員三千人包圍行政院抗議，警力經過近一個小時集結後，以水柱驅散群眾，由於行政院鄰近捷運善導寺站工地，遊行群眾就近在工地拿石頭丟擲警察反抗，警民激烈衝突，雙方都有人受傷掛彩，當天由於張金策受傷無法透過麥克風發言，只能站在宣傳車上，當天安排代理人前立委林重謨臨陣脫逃，另一位女性指揮也無法承受衝突場面，指揮車上只剩張金策與我，當天多數時間為我手拿麥克風發言，兩人因此成為警察鎖定目標，我與張在宣傳車多次被強力水柱噴灑，仍繼續引導遊行者轉到立法院，但警方仍窮追不捨，最後我在抗議民眾保護下，離開遊行現場。

隔天，警方發布801追緝專刊，將張金策與我列為逮捕對象，我台中老家也有警察多次上門想抓人，群眾之聲、競選總部被警察盯哨，張只能中斷競選活動，由於核心領導者不在，電台、競選總部兩個團隊因為人力、財力資源有限，加上工作默契不足、感情因素等，使「群眾」成員出現嚴重裂痕，警方追捕的風頭過後，張於九月起重回競選活動與電台，卻無力化解歧見，使選戰末期民進黨內主要競爭對手發動攻勢時，選戰團隊卻無力因應對策，導致綠營激進游離票被侵蝕，在當選須八萬票情況下，張金策以五萬多票落敗。

選戰失利後，主要成員間心結更深，財務問題更使組織無力維繫，成員大量流失，只留下電台少數人力，我則因生計，考入自立早報工作，在北縣擔任記者，隔年張金策在無黨籍身分參選立委，已失去契機，以數千票落敗，801遊行官司也在兩年後宣判三個月易科罰金定讞，繳給法院八萬多罰金，其中檢察官還認為一審判決三個月太輕，上訴求處更重刑責，二審仍判刑三個月。

但這一段經驗，卻讓我在政治分析上快速成長，也對台北縣市政治派系也有深入了解，也深刻感受到「運動社團過度集中資源投入選舉」的惡果，不過，從這個過程來看，我必須說「選舉活動不是唯一的政治運動，卻是重要的政治運動方式，透過選舉很容易宣傳理念、接觸非社運圈的群眾」。

左翼不應忽視政治運動，左派應該集結各社運領域參政

昨天，我被通知採訪一個行程，郝龍斌市府找來養老院長者、身心障礙者代表四十五人到市府一樓餐廳，由七個市府局處女首長煮幾鍋湯圓，在一大堆媒體鏡頭面前，幫他們一人端上一碗湯圓，就「象徵市府對弱勢團體的關心」，郝龍斌則連煮湯圓都沒來，等到湯圓吃完後，他才匆匆趕來送一盒湯圓當小禮物，這種關心程度，過去的市長還會走到老人院、孤兒院、弱勢家庭，看他們有何需要改善的生活問題，郝龍斌的關心程度比以前的市長更加不如，也代表社會弱勢者淪為作秀的工具，也顯示社會弱勢者在政治人物心目中的地位。

從個人運動經驗上來看，如果左派沒有集結，就像向我擔任媒體記者十三年來，多數時間只能在個人生活、工作領域發揮零星作用，無法分享運動經驗，找出運動方向﹔如果左派繼續忽視政治運動，則台灣政治就會繼續以「代議政治」為主軸，成為少數精英的競逐之地，社會低層弱勢者無法在政治上發聲，政府政策也無法真正有利於社會底層人民。